这说明公民要提出宪法修正案，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945年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只有这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又能集中处理国事。1954年以后的历部宪法虽然没有明确出现单一制的说法，但我国属于单一制国家的制宪原意是非常明确的。
1982年宪法可以说是符合罗文斯坦所说的原生宪法的概念的。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在孙中山宪法思想的基础上并糅合西方欧美宪法理论，确认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刘少奇在1954年宪法草案的报告里指出：我国近代历史中，人们曾经长期争论过的一个根本问题——中国的出路是什么，是资本主义呢，还是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选择是中国历史在1949年的根本决断。就权力的本意而言，行政、审判、检察等其他国家机关行使的何尝又不是国家权力？为何只有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称为国家权力机关呢？这是对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自动延伸，其他国家机关由国家权力机关产生，并就其所负责的事务向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受国家权力机关监督。1978年宪法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做法，但还没有彻底完成拨乱反正。
在权力和权利关系中，西方是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强调个体对抗国家，具有明显的防御性质。（五）1982年宪法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权保障体系 1954年宪法分总纲、国家机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旗国徽首都共四章，确立了此后历部宪法的基本结构。这些自治权在草案中较前扩大了：一方面，草案恢复了1954年宪法规定过的管理财政、组织公安部队、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自治权。
（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1988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改善国家机关 草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军队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草案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这是对我国军队的根本性质的表述。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放在草案序言中，较之把它简单地制成条文，更觉自然有力。
②自治机关有根据本地方的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国家的法律和政策的自治权。各级国家机关必须严格实行工作责任制。
民族平等是民族团结的重要前提。根据宪法草案的规定，主席的职权同1954年宪法相比，有了若干变化，这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的。今后设置主席，由主席承担大量的程序性和礼仪性的工作，将有利于总理和委员长集中精力和时间，分别主持好国务院和常务委员会的工作。草案除经济建设外，还①强调思想道德教育，提倡爱祖国、爱人民、 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
草案又规定，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担任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这是因为国务院作为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统一领导着各部、各委员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工作，全面领导着经济、文化、外交、国防等管理工作，任务繁重，工作复杂，有必要强调总理的责任，赋予他集中处理行政事务的权力。宪法修改草案继承并发展了1954年宪法的原则精神和主要内容，同时又吸收了后来两部宪法中可取的东西，特别是根据现实的发展，对现行宪法做了系统的修改，在正式通过之后将具有更大的稳定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是代表全国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改革和改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对于民主集中制的加强具有重大的意义。
鉴于全国人大的代表人数过多，每年只举行一次会议，会期又很短，事实上不可能经常工作。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工业用地与生活用地数量激增，土地问题越来越显得突出。
②强调有计划地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它保证了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保证了聚居的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管理地方性事务的权利，因而是在我国具体条件下最符合各民族共同利益的重要制度。
——校者注） 草案根据新的经验，确认社会主义经济组织实行民主管理、责任制和自主权。此外，草案还规定，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常务委员会对于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也有权做部分的修改和补充。草案明确地宣告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动员人民为实现这一伟大目标而艰苦奋斗。它有利于国营经济和城乡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发展，有利于加强中外经济合作，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草案改变了国务院的组成和领导体制，减少副总理人数，设国务委员，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国务院的职权，这一切反映了目前正在进行的政府机构改革的成果。草案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④自治机关自主地管理本地方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在对内方面也需要设置主席代表国家行使公布命令等权力
追溯其概念生成过程，对之展开起源之辨，无疑大有裨益。即便通过人海战术完成了这种大规模收集，也不可能继续通过人海战术来实现信息分析，以达到信息整合利用之目标。
另一方面，它一般不会造成相关个人知识的大规模泄露，尤其是其他组织机构或个人利用相关知识，去打扰或侵害具体个人的现象相当罕见。比如数据处理者如果恣意将掌握的张三的个人数据传输到办公室公用计算机上，致使办公室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登录该计算机而读取到张三的个人信息，而所读取出来的恰恰又是张三写给其女友的情书这种隐私性个人信息。
本文的研究表明，在法学研究中不宜将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等同视之，法律人需要为不同立法概念的有效区分提供应有的学理基础。实际上，两者在具体内涵、权利话语等方面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别，不应等同视之。有一定比例的侵权行为同时构成了对个人信息权和个人数据权的侵犯，但也有一部分侵权行为只对它们两个中的某一个构成了侵犯。在如今互联网科技时代，个人信息和个人数据与人的尊严息息相关。
显而易见，物理性存在的书本逐渐失去作为个人信息重要载体的传统地位，取而代之的是个人数据。国家立法的出现，使得个人信息开始受到了法学界的广泛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提供和公开的过程中，任何人都有选择的空间和权限，对于特定的私法人及非法人组织，他既可以选择不提供、不公开，又可以选择附条件地提供和公开，还可以选择无条件地提供与公开。(二)无意识地将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混为一谈 与明确断定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两者之间没有差别相比，将两者混为一谈的现象似乎更为普遍。
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除各国政府的巨型数据库外，不少的新兴互联网科技公司也开始收集并处理其用户的个人信息，而且这些科技公司还有不少是跨国公司，用户不限于本国而是全球性的，用户数量不是几千几万，而是多达几亿甚至几十亿。例如，谁能看到这些信息，这些信息将被用于何种目的，信息被转化为数据后进行储存本身是否安全，等等。
《数据安全法》第3条规定本法所称数据，是指任何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对信息的记录,而《现代汉语词典》对数据的解释是进行各种统计、计算、科学研究或技术设计等所依据的数值。然而，在法学研究中忽视个人信息和个人数据之间的差别，将二者混为一谈，视为可以相互指代的同质概念的现象较为普遍，这可能会对实务界的立法实践造成一定消极影响。两者的权利话语不同，只有严格区分它们各自的权利客体，才能准确地诉诸对应的权利话语，以有效开展相应的权利救济。正是为了防范公私法人在个人信息处理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任性或滥权行为，《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才赋予自然人相应的权利，以维护或救济其在个人信息上所享有或保留的权益。
四、权利之辨：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的权利话语 法学界在讨论个人信息和个人数据时，重点在于如何通过立法和司法的手段，来正当有效地保护每个人的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概言之，对个人信息和个人数据予以辨析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个人数据的无体化存在形态所创造的移动携带优势，绝不是个人信息所能比拟的，数据携带权堪称人类计算机技术造就的一种颠覆传统权利形态的权利革命。而个人信息则是符号所反映的内容，强调的是主体之人对于个人数据的认识，因而具有一定的主观性。
因此，在大数据时代，必须以法律的方式对个人数据实施严格保护，以惩治随时可能发生的通过个人数据实施的侵权行为。所有的知识都需要借助于某种载体来呈现，因而，作为知识的个人信息离不开作为载体的个人数据。